何建宗作為基督徒，時常被人問及為何沒有選擇崇基學院，「那時書院是由校方指派的，生物系只有崇基及新亞開設，二選一之下派了我去新亞。」
何建宗（79 新亞生物）教授是香港環保先鋒，是加入政府環境保護署的先驅，後來轉到教學研究軌道，持續研究紅潮四十年，成為紅潮專家，更將紅潮研究延伸至南北極，踏足兩極三十次。退休後將幾百萬退休金捐出，在北極成立香港極地研究中心紫荊站，更在六十歲首次創業，將紅潮產物微藻轉化成淨化污染的工具。他畢生對科學貢獻良多，他說自己「無悔青春，無負家國期望，無愧於自然界，勇者無懼」，這四句話已可概括，「科研跟人生一樣，都是一條彎路，並不容易走，但只要用心去做，一定能找到當中意義。」
選擇讀生物系，何建宗形容是與成長環境有關，「媽媽在家種了很多盆栽，她將澆花的責任交給我，後來家中養兔子及小雞，餵飼的責任也落在我身上。見證生命的成長，很想解開當中奧秘，當父親在我中六時問我的志趣何在，想也沒想就答了生物學。」
父親認為何建宗成績不俗，理應可以讀醫濟世，但他另有想法，「哥哥是讀醫的，我的分數也足夠入讀醫學院的。不過，我喜歡看到的是生命欣欣向榮地成長，要我眼看病人衰老及死亡，真的過不了自己一關，所以讀生物系才切合我的個人願望。」
何校友很感謝父親理解，放手讓他選擇，但父親也擔心他畢業後的前途，「生物系畢業生大多到中學教書，或是做政府工，但我當時覺得做老師十年如一日，難有創新；至於政府工感覺沉悶，每樣事情均按部就班，當時兩者我都不喜歡。」最後他先加入環保署工作，再到公開進修學院教書，「兜兜轉轉，還是做了老師和政府工，而且是人生最愉快的兩份工作。」
中大讀書訓練上佳體能
中大的生活多姿多采，何教授說難忘事多如繁星，「一年級時已經跟麥繼強教授去冬季大露營，在山頂紮營一星期，到溪澗及山崗採樣研究。我記得晚上在營內冷得縮作一團，第二天清晨起床，山上白茫茫一片，原來全都結霜了，那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另一個片段是與胡秀英教授的，「時常要跟她到野外採摘植物標本，她總愛一股勁兒爬上山頂，然後氣定神閒坐着等我們，勉勵大家要好好鍛鍊身體；後來到我成為老師，同樣在野外走得快過學生，也跟學生說同一番說話。」
他因此很感謝中大，在學術以外還訓練了他的體魄，「生物系的課大多在科學館，而通識及中英文課就要回到新亞，還未計要跑到崇基趕火車，每日就由山上跑到山下，運動量十分大，訓練出跑馬拉松體質，由1997年參加第一屆渣打香港馬拉松，連續跑到2005年，維持在3小時內跑畢全馬，正是中大訓練出來的。」
何建宗( 右一) 與中大團契所有團員均成為摯友，四十多年後的今天仍保持聯絡及見面。
外國老師說「中國需要你」
完成中大的學業，正如他所說，何校友既不想教書，也不想入政府，於是跟麥繼強教授和黃銘洪教授詳談前路去向，「他們均認為環境科學是未來趨勢，指引我走上研究之路。黃教授之前在英國讀書，即時幫我寫推薦信給當地大學，於是到了英國留學。」
到曼徹斯特Salford 大學完成碩士研究
後，他順理成章申請繼續讀博士，結果有兩間大學取錄，最終選了利物浦大學。「出發前跟三位外國老師道別，他們聽到我要讀博士，沉默不語，反問我有否思考過人生路徑。」原來三位老師碩士畢業後，都選擇出外工作，儲足經驗才回來讀博士，「因為環保着重的是實際工作，他們覺得你寫多少論文或是做到院長位置，對世界的幫助其實不大。他們看新聞報道得知香港河流山川出現污染情況、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環境問題，認為我應該回去服務社會，還跟我說『香港及中國需要你！』居然從外國人口中聽到這番話，令我印象深刻。」
環保不等於倒垃圾
老師口中一句「香港需要你」，現實卻未必如是。回到香港後，何建宗說起初找不到工作，「等政府開設職位，已經用了點時間，還要考筆試及面試，差不多花一年多時間才考入環保署。在等待期間曾到出版社當科學編輯，負責修訂中小學教科書。所以我時常跟年青人說，人生的路往往是彎彎曲曲的，但可以為人生添上豐富色彩。」
1981 年加入環保署，到1992 年離開，十年間，何校友見證了香港的環保發展。「我記得到英國讀書時，所有親戚都到啟德機場送機，其中有位具大學學歷的親戚問我環境科學即是讀甚麼的，我耐心地花了五分鐘跟他講解地球如何受到污染，環保有多重要等等，誰知入閘時他竟然說：『加油啊！香港大量垃圾等你回來倒』，可見在當時香港人眼中，環保只是處理垃圾！」他說最初入環保署也是從零開始，「由署長到茶水，環保署上上下下不超過四十位員工。到政府總部開會，主席坐在長枱的一邊，環保署永遠敬陪末席，而且會議上七八成議題與環保無關，主席最後才禮貌問一句我們是否有意見就散會，可見當時環保署的地位有多低。」
現任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右三）跟何建宗（左三）是當年環保署的同事，「我負責水質，他就負責空氣。」
隨着地球污染愈來愈嚴重，社會開始注重環保，傳媒也愈加關注環保議題，情況才慢慢有改變，「我們在政府會議中愈坐愈前，甚至每次開會時會先問環保署的意見。離開環保署的時候，部門已擴展至一千六百人的規模。我很記得兒子讀幼稚園，已懂得跟我說要少用膠樽及多用毛巾，環保不再是大學的研究課題。當然後來環保成為人類基本命題，所有產業、政策、研究都與之相關，是我萬萬想像不到的。我終於可以跟那位親戚說，環保並不等於倒垃圾！」
重回吐露港的懷抱
在環保署工作的第六年，何建宗被調到水質政策組，管理吐露港水質，「中大的回憶即時全數回來，吐露港是四年讀書生活的一部分，那時常在水中划艇，那份親切感即時湧現。當時吐露港的海水時常變成紅色，生物系的同學跟我說那是紅潮，原因是沙田發展成為新市鎮，人口由五萬急速升至五十萬，污染物大幅增加，還有火炭區漂染廠的污染，令大量藻類生長，海水變成紅色。有一年吐露港出現了四十三宗紅潮，不足十天就有一次，情況十分嚴重。」
紅潮二字深深印在他的腦海中，他努力觀察及研究，在學術上知道問題所在，只欠實質數據來支撐他的理論，「當時滿懷壯志，要幫香港解決這個問題，於是向上司提出，只要撥出極少資源，就能進行相關研究，制訂出解決紅潮的方案造福社會。」誰知對方卻潑了一盆冷水，說環保署的工作是進行調查來支持政策推進，要做研究就回去大學，「當晚輾轉反側無法入睡，心想既然上司叫我回大學，我讀博士的心志又未完成，於是翌日立即寫了幾封信，寄去港大幾個學系，看看是否有回音。」
最終植物學系主任韓國章（John Hodgkiss）教授約何校友見面，聽完他的研究方案後，韓教授隨即取錄他成為博士生。「有打算過全職攻讀，但教授說繼續環保署的工作，可以方便收集更多資料來研究，當時我在灣仔上班，五時半下班後坐巴士直達港大，每晚做到九時才回家，結果用短短三年時間完成博士論文，還拿了最優秀博士論文獎。」
院長約會竟然是見工鴻門宴
港大畢業禮在紅館舉行，博士生全部坐在第一排，貴賓坐在第二排，「有位印度裔馬來西亞貴賓跟我握手寒暄，他聽到我讀植物學而且在環保署工作及研究吐露港紅潮，即時瞪大雙眼，原來他也是主修植物學，對環保十分感興趣。收到名片的一刻，才知道他是香港公開進修學院院長鄧立真（Gajaraj Dhanarajan）教授，他還邀請我到他的辦公室聊天。」
翌日鄧院長的秘書已打電話來，約何校友到辦公室一聚，「去到才知道是鴻門宴，見到院長、副院長、理學院院長、人事部經理一字排開，才心知不妙，原來是見工的安排！院長解釋他們要開辦第一個環保課程，幾個月來遍尋課程主管卻無所獲，不是沒有實戰經驗就是沒有博士銜頭，而我集兩者於一身，因而成為了他們的心儀人選。」
踏上前往極地的征途
至於踏上極地之旅，也是由公開進修學院的工作開始，「1993 年，國家新華社教科部部長來院校參觀，造訪了我的實驗室，對我的研究很感興趣，於是邀請我參加兩星期後在北京舉行的中國青年環境論壇，我當下很爽快地答允；誰知數天後再致電給我，希望我能夠在開幕式主講，題目是『香港環境問題——回顧與前瞻』，於是我三日內寫好稿，出發到北京，才知道要到人民大會堂演講，結果成為第一位在那裏演講的香港學者。」
那次活動的最大收穫之一，是認識了座上客李樂詩博士，他獲邀到極地考察，「誰知半年來也沒有消息，直到有天李博士突然來電，說下星期就出發，我大吃一驚。跟太太商量時，她起初將南極誤聽為南京，以為只是普通出差，當我糾正她是南極時，她見我滿有信心可以勝任，也全力支持我，當然前提是要平安回來。」出發前一天是結婚十周年，本來打算到酒店吃燭光晚餐慶祝，「結果晚飯沒吃得成，改到百貨公司購買禦寒衣物及裝備。」
第一次到南極取走海水、浮游生物及貝類的樣本，發現海水未有被紅潮污染，但貝殼卻有紅潮毒素，令何博士百思不得其解。「本着科學家的精神，沒有答案就一定要追尋到底，於是95年及96年再跟李樂詩博士到北極，但得出的結果仍是一樣。」99 年李博士安排他登上雪龍號，謎團終於解開。「雪龍號擁有深海採樣設備，可以取得一百五十米深的海水，因為香港傳統海洋研究思維，是只會取水深五至十米的樣本研究，因為水深超過十米，陽光無法穿透，藻類無法進行光合作用；但我忘記了極地海水極為清澈，所以採樣時有需要抽取更深的海水樣本，借助雪龍號的幫助，終於在水深三十米的海水中，發現紅潮樣本。」
何教授（前排右三）曾組織香港公開大學的同事，前往南極進行科研考察。
為了繼續鑽研紅潮在極地產生的原因與機制，何校友先後多次遠征極地，今年剛完成第三十次極地考察，當中二十四次到北極，六次去了南極，「最驚險的那次是2000 年，海面非常大浪，浪高三十米，我們在船上是不能坐着的，而是綁緊安全帶躺着航行，那次十五天的航程，我幾乎沒有進食，回來後發現足足瘦了十六磅，但卻能取到很多亞歷山大藻的樣本回來研究，非常值得。」
踏足極地已三十多年，隨着年紀漸大，何建宗也在擔憂還能再到極地多少遍，「開始思考如何傳承下去，尤其是極地研究實在冷門，較難申請基金支持，所以當我在2018 年退休時，就決定將百萬元的退休金全數捐出，在北極租了地方成立紫荊站，希望能成為一個平台，資助下一代從事極地研究。」不過將整筆退休金貢獻出去，他坦言事前不敢向太太提及，「在我退休前，她已不斷追問退休金的投資計劃，我一直支吾以對，即使退休後也不敢直接回應她。直到有一天記者訪問我，在報刊登出了我捐出退休金成立紫荊站的消息，太太才得知，她不單沒有責怪，還提醒我要祈禱，靠上帝的力量才能成功。那一刻，我真的感動得流下淚來。」
紅潮是好是壞 取決於人的心態
畢生走在環保路上，何教授說環保不應只有激情與抱負，更不能脫離科學，「環境保育原字是Conservation，有管理的意思，而管理着重的是智慧與價值觀，這兩方面都必須建基於知識。我很高興看到香港環保意識日漸提升，草根階層也在關注，但卻不能只流於表面。」
兒子（左）十三歲時已跟他到北極考察，同樣熱愛科研，多年來兩父子在漫長的研究之旅並肩作戰。
談到他六十歲創業的原因，「持續四十年研究紅潮，出版了很多論文，但世界上仍有紅潮出現，感覺很沒有意思。於是臨近退休前幾年，公務沒有那麼繁忙，開始重新審視吐露港的數據，發現每次紅潮都是自然發生，然後自然消失，原來這個海港正是理想研究的天然實驗室。」他解釋，原來紅潮出現有如火山爆發，當污染物積聚到最高點，海水中氮及磷素達到最高峰時，就會爆發一次紅潮，然後所帶來的微藻又會吸走氮及磷素，令海水回復正常。「多年來我們都以為微藻有害，但正如垃圾與資源之爭，微藻有害還是有益全憑人類主觀決定；我跟中大深圳研究院執行院長林煌權（09 研究院生物化學（醫學院）哲學博士）談起時，他覺得這個意念很好，於是全力支持我創業。」現時微藻除了能處理污水問題，還能產生抗氧化劑、蝦青素、胡蘿蔔素、洗頭水等不同產物，而且能吸碳減低碳排放，「創業生涯是艱苦的，也暫時是我未臻成功的事情，我一定會繼續努力，直至找到成功的商業模式為止。」
太太馮劍勵校友（95 崇基護理）眼中的何建宗
我和建宗自中一已經彼此認識。我很欣賞他經常滿面笑容，思想樂觀積極，思考有深度，別具一格。例如：他聽到有朋友說別人的缺點時，總能立刻說出對方的優點，從而改變了人家的執着和負面意見。
建宗滿有學習及研究的心，每晚空閒時間，他在書房，細閱不同類型的書籍，視作享受。一家人晚飯時，他能夠開懷交談分享見地，不拘小節，討論範圍包括職場和學校的活動、時事新聞、家事國事等，所以我家的孩子在很年輕時候已經思維廣闊，能夠有立場和獨特見地，他們進入大學後受到教授和講師們的讚賞。
他喜歡研究，看見海水變為紅色，他總會抽時間抽取水樣本作化驗，得出結果滿足自己，又喜歡與別人分享。他對大自然滿有好奇心，喜歡研究水的生態，令人讚嘆不已！當我知道建宗將退休金捐給北極建立紫荊站的時候，那一刻感覺很突然、內心卻平靜。退休金是他自己工作賺來的，他絕對有權支配（當然，我最想他先跟妻子商量啦！）。做極地、環保和科普的事，功在千秋，肯定是好的。
2005 年我腦炎，幸好建宗在百忙之中仍悉心照顧和教導我，孩子們在旁忍耐支持，從來沒有怨言和感到痛苦失落；所以十分感恩，夫婦和兒女間關係更親密。
太太（右）曾隨何建宗到北極三次及南極一次。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校友（77 新亞會計/84 研究院工商管理學）眼中的何建宗
在我眼中，何校友是一位非常專業、堅毅而且能吃苦的人。他待人隨和，對於不同的科學問題，總會耐心地詳細解說。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對科研的熱誠和使命感。1993 年，我們一同前往南極考察，隊員各有分工，部分負責後勤，何校友與其他幾位成員則負責科研。出發前，大家積極鍛鍊體能，為迎接挑戰作好準備。當地生活、飲食條件非常簡樸，大家卻精神飽滿、鬥志高昂，行動時互相照應。最難忘的是何校友無懼風浪，乘小艇出海採集水樣，帶回化驗，研究當地的水質和生態環境。他全心投入採樣和研究工作，這份專業精神令我十分敬佩。
1993 年何建宗（右三）以「香港科技協進會」名義前往南極，同行的還有擔任協進會司庫的陳茂波（左二）。
林煌權校友眼中的何建宗
我與何建宗教授的認識，源於我們同為中大人、同樣關心香港與大灣區科研發展的共同背景。在我眼中，何教授是一位極具使命感和行動力的科學家。從事環保工作超過40 年，更是一位極地探險家，專研極地的海洋微藻、地衣和冰川污染。更令人敬佩的是，2018 年5 月，他把自己的百萬元退休金捐出，投入在南北極相關的科研、教育及人才培育的工作，一位學者願意傾盡退休金去開拓香港極地科研的版圖，這種無私的奉獻精神，令人深感敬佩。
更重要的是，何教授是一位真正「知行合一」的學者。他不只在課堂上教環保，更自掏腰包去極地做研究、去深圳創業，造訪南北極達30 次，60 歲組隊創業——這種精神值得我們全力支持。2024 年的「雪龍2」號訪港系列活動，何教授擔任訪港執行委員會主席，「雪龍2」號訪港促進了香港市民對國家極地考察工作的認識，我作為籌委會成員和執行委員會副主席，深感榮幸能參與其中，香港中文大學也因此與極地相關事業結緣，為後續極地相關的科研、人才培育及成果轉化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林煌權（右）支持何建宗創業，並在深圳研究院眾創中心開始了一系列的合作。
何建宗小檔案
- 1979年 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
- 1980年 英國University of Salford 環境資源學碩士
- 1981年 香港環境保護署水質政策組
- 1991年 香港大學植物學系哲學博士
- 1992年 香港公開進修學院高級講師及課程主管
- 2004年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銅紫荊星章
- 2018年 成立香港極地研究中心紫荊站
訪問原文：《中大校友》季刊第一百二十七期．中大校友事務處 2026
網上閱讀《中大校友》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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