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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問友答】梁若筠 李潔蘭 陳培倫 暢談六十年前中大生活



梁若筠 李潔蘭 陳培倫
暢談六十年前中大生活

1963年10月17日,崇基學院、新亞書院及聯合書院合併而成立香港中文大學,60年一個甲子。今期《友問友答》有幸請到第一屆中大學位畢業生陳培倫(64崇基歷史)及梁若筠(64聯合地理),以及中大成立後第一屆學生李潔蘭(68新亞中文),一起憶述當年的大學生活,在資源匱乏的年代,如何憑努力完成學業,成功闖出一片天。


(左起)梁若筠、李潔蘭、陳培倫在中大校史館細訴 60年前中大的學生生活。

陳:陳培倫     梁:梁若筠     李:李潔蘭

問:三位校友分別是中大首屆畢業生及學生,可否分享當初如何考入中大?為何選擇你們所屬的書院?

梁:中學畢業後想繼續讀書,同學大多去了台灣升學,家裡環境不算太理想,所以要半工讀,透過第二屆專上學院統一入學試考入聯合書院。我有兩個原因選擇聯合書院,一是家住港島,聯合校舍位處港島,一個月6元車票是交通費,如果去新亞讀書,車船合共要轉乘三程,花費更多車資和時間;二是我要申請助學金,曾報讀新亞生物系,問及助學金細節時,校方回應要入學後申請才知結果,反之去聯合報名時,職員說可以幫我申請,而且成功機會很大,所以我選擇了聯合書院。

陳:我的哥哥在台灣成功大學讀電機,本來也有考慮過跟隨他的步伐,但因為考到統一入學試,之前旅行時又見到崇基校園環境優美,所以選擇了崇基。我在元朗長大,中學就讀元朗公立中學,有少部分同學讀多一年特別班(special class)投考港大,我不是太有信心,所以索性直接考統一入學試,班中32人有12人考入崇基,雖然由元朗來到馬料水校園也很遠,要由元朗經林村到大埔,再轉乘火車或巴士,但聯合要過海,新亞就算坐車到九龍後還要轉車,所以新界仔大多選擇崇基。

李:家貧緣故想早點出來工作,因此先考入羅富國師範學院,畢業後也沒等官校派工作,羅富國校友會小學聘請了我,就立即前往上班幫補家計。後來聽說中大成立,當時心想每日教下午班,上午有時間不如去讀書,跟同事一起考統一入學試成功了。新亞是我不二之選,因為上班地點在土瓜灣上鄉道,過一條馬路已經可以去到新亞,即使其他學校收我也不會去,當時沒有功利之心,也不知道讀大學有什麼用途,純粹不想浪費時間,雖知新亞文史哲出名難考入,卻幸運地入到新亞中文系。

 

問:當年校園是什麼模樣?在校園上課的感受又是怎樣?

梁:最初兩年在堅道一幢舊住宅上課,環境十分迫狹,課室很小又欠缺其他設施,上堂以外就沒有其他活動,同學又趕去兼職,放學就各自四散,加上當時邀請了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主任沙學浚教授來講學,但他說普通話,我又未學過普通話,溝通不了,變相跟老師有隔閡。這個情況到大學三年班才得以改變,羅富國教育學院搬遷到沙宣道,般咸道舊址就相讓給聯合使用,校舍頓時大了很多,又有禮堂、圖書館、籃球場、花園等設施,參與了很多校內活動,當時有幾位香港大學的年青講師,只是比我們年長幾歲,同聲同氣打成一片,學習氣氛一下子改善了不少。


梁若筠在聯合書院般咸道校舍禮堂的畢業照。

李:新亞在農圃道一間獨立校舍,即是現時新亞中學的位置,全校大約有700多人,除了課室,大多只聚在餐廳、操場、圓亭這三個地方,學校所有班別的人互相認識,加上我半工讀,入學時教務長王佶先生說我要少修一點學分,所以讀了五年才畢業,與1967、1968、1969年畢業的也熟絡,認識的人自然就更多。而我家住跑馬地,學校需要為我安排寄宿,方便我上班及上學,忘記了每月宿費是25元還是30元,但就記得女生宿舍在6樓,9間房每間住了4個人,即是有36人住宿。當年學費每月60元,到1965年加至80元,理學院則每月要多付20元實驗室費用,一個文員每月薪金都只有百多元,可想而知當時讀大學有多貴。


新亞宿舍每間房有兩張碌架床,可以住四個人,每人有一張枱、一個衣櫃及書櫃,李潔蘭說她住的房間十分整潔,更被同學票選為模範房。

陳:崇基校園古色古香很典雅,平日市區只見石屎建築,但崇基的建設物主要用麻石為外牆材料,令人眼前一亮,一見就愛上。校內有很多活動,有環校賽跑、爬馬鞍山比賽、渡海泳(馬料水碼頭游到大水坑)等等,史地系爬慣山,在爬山比賽時常奪冠,我又十分喜歡運動,見到嶺南運動場更是雙眼發光,即使崇基交通十分不便,我也希望可以考進來。大學一年班時沒有宿舍,我跟4個元朗同學租了未圓湖前身馬料水村一間村屋,直到二年班獲派男生第一宿舍(即現在的應林堂)。印象最深是每年會去雍雅山房一次,一枝細啤酒5元,消費很貴,我們每人一枝就坐足一天,不敢再點其他,一年只「豪」一次!


陳培倫(左一)讚美崇基校園環境古色古香,令他一心要考入崇基。

 

問:你們讀書時是否需要半工讀?

梁:當然需要!有個名為大專公社的機構,專門協助處理學生事務,我申請了他們的工讀計劃,初期獲派到西環一間小學教夜校,每月工資80元;後來搬到般咸道校舍,就調到學校圖書館工作,同樣是每月80元工資。很多同學也去大專公社尋求幫助,不成功的就要自行外出找補習幫補家計。

陳:大專公社是美國經援會營運的,在九龍窩打老道,讓大學生申請工讀,由內地來港的更優先獲聘。我上學第一個星期就被派往大埔正義小學教成人夜校,也是月薪80元,後來大學三年班就回到崇基基督教義務夜校任教,服務附近赤泥坪等村落的居民,我們還幫忙籌辦很多活動,包括聖誕會、運動會、旅行、家庭探訪等等,其實大專公社提供的不止是教師工作,還有接線生及到志願機構擔任護士助理等。

李:我情況好一點,因為我是註冊教師,每月人工500元,當時男教師就每月700元,同工不同酬的。不過扣除學費、住宿、食飯,還有300元可以給母親做家用及供妹妹讀書,同學時常也笑我很有錢。

 

問:聞說當年只有一半學生能夠畢業,畢業率為何如此低?

梁:我們是第一屆畢業,規定大學四年班要考到九科合格才能畢業,而且不設補考,不合格就要多讀一年,難度十分高。最令人煩惱的是共同課,以我讀地理為例,大部分科目包括氣象學、製圖學、中國地理等,聯合及崇基都有教,無法得知崇基教了什麼,既沒有課程,而且我們是第一屆學生,沒有之前的試卷參考,可想而知有多困難。我還有修讀歷史,幸好歷史的共同課較少,可以選一些只有聯合才教授的科目,較易掌握考試範圍。於是那時地理就要讀到通宵達旦,既要溫習老師的教材,也要看很多參考書,預估崇基那邊教了什麼,甚至聽聞有些學系絕大部份出了其他書院的題目,變相他們很吃虧,合格率低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

李:我們也有共同課,但已經變成與崇基及聯合一起在星光行上課,聞說我們的試卷也要寄去澳洲給柳存仁博士評分,所以我們那時要拿好成績也不容易!幸好在1968年改了制,將九科分拆開,三科在大學三年班才考,其餘六科在四年班考,就沒有他們那麼辛苦。不過三年班時正值六七暴動,街上滿地「菠蘿」,同學冒生命危險回來考試,我住宿舍問題就不大,但其他同學的學位真是用生命換來的。


李潔蘭(右一)在新亞書院禮堂參加畢業禮。

陳:當時第一屆的考試地點是港大陸佑堂,我們由崇基出發,路途十分遙遠,有時還要一日考兩科,上午考三小時,下午再考三小時,幸好不是每天都要考試。如果我沒有記錯,1960年入學時有150人,結果包括留班同學在內只有92人畢業,當中只有62位拿到學位,其餘30位只是文憑畢業(符合七科合格資格)。我估計合格率低,是因為我們的試卷是郵寄到外國,由合資格的海外教授負責批改,所以我們要等到11月才知道能否畢業,為了驗證新成立大學的水平,能夠畢業的人很少,而且這只是社會科學院的情況,聽說理學院畢業率更低,所以重讀在崇基是很普遍的事情。

 

問:當年參與過什麼活動?有什麼人和事特別難忘?

 

梁:最難忘一定是有次去大欖涌水塘野外實習時迷途,當時正值冬天,又只預備了午餐食物,真的是飢寒交迫,通訊不及現時發達,真的很擔心找不到出路,結果行了逾10小時才見到燈光。去實習常有驚險情況,另一次去大嶼山望東灣測量,要帶測量尺等儀器上山,有位另一學系的男同學很熱心助人,幫我們女孩子拿器材,誰知途中腎石發作劇痛,結果倒過來要我們送他去醫院,器材也變相要自己搬運。


時常要到野外實習,梁若筠憶起不少難忘事。

李:我的難忘事是參加辯論比賽,辯題是「學問比學位重要」,我和楊鍾基代表正方獲得亞軍,有獎金60元,即時將錢存入銀行戶口,一直也不捨得花掉。另一件事是修讀曾克耑老師的詩選,老師就將我們的作品印在書院的《中國文學系年刊》,有次他出題「雪膏」(老師說雪膏非用米造,不應寫成「雪糕」),我寫下「縷縷清風至,凌波過後香,柔時情似水,素面冷如霜,粉頰酥猶潤,冰肌潔更涼,朱唇輕淺試,醉入白雲鄉。」曾老師評我的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評選我為第一,還請全班同學食雪糕。我們是第一屆中文系學生,老師特別愛錫,他們知道我們是窮學生,時常請學生吃飯,我們也自稱為「蝗蟲」,大家過得很開心。

陳:1962年香港出現難民潮,難民隨鐵路線漫山遍野而來,崇基全校投入救濟難民。最初是一位畢業生聽到每晚女廁也人聲嘈雜,於是守在外面觀看,見到很多衣衫襤褸、皮黃骨瘦的女士出入,上前查問才知道是來自大陸的難民,他後來跟我們同學商量,成立學生會,動員幫忙接待這些難民,將難民帶到應林堂的工友宿舍,悉心裝扮一番,一有空堂時間就與他們出九龍,事關港英政府訂下抵壘政策,難民成功到達界限街就不予拘捕,可以正式成為香港人,大部分同學也滿腔熱誠,捐錢捐衫盡量令難民打扮得像香港人,希望能瞞得過警察,後來甚至到上水華山這個大量難民藏匿之地,帶更多難民出市區。有次得知大學附近的樟樹灘是蛇頭之家,蛇頭會捉走難民來勒索在港親戚,要花5、6千元才會放人,我們大學生認為事情不對,男宿舍近100人全部手持木棍衝下去,救了過百名難民,事後多謝信如雪片飛來;後來我們連同全港大專院校合組大專社會服務團,幫難民平整地台、起屋及鋪路。另一件難忘事是1963年中大成立,崇基舞龍慶祝就是由我籌辦!當年全港最長金龍是屬於元朗鮮魚行的,我剛好與梁會長相熟,情商借出後找來兩架貨車運來崇基,還請來師傅教了十多次,然後於11月2日在嶺南運動場表演。


慶祝中大成立,全體舞金龍同學大合照,前排右一是陳培倫。

 

問:書院生活有什麼值得紀念的地方?你們對書院有何特別感覺?

梁:對書院最深刻的印象是後來的年青老師,與學生溝通得很好又好玩,上堂以外時間也當我們是朋友,亦師亦友,放學後一起去看電影、旅行、踏單車,老師考到車牌就載我們去遊車河,活像一家人,令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大增,慢慢領悟到學校一家親的精神。

李:我們所有老師也是名師,錢穆、唐君毅、牟宗三、潘重規、曾克耑、莫可非、汪經昌等都是著名學者,在學術界享有名譽地位,慶幸曾受他們教誨。雖然他們是長輩,但都很愛錫我們,過年到老師家中拜年,請我們吃紅豆糭、茶葉蛋等美食,到曾克耑老師家拜年,拿糖果盒招呼我們,結果吃光了所有糖果。新亞最具中國文化特色,新亞精神和誠明 校訓反映錢穆先師最重視的「天人合一」思想,新亞校歌提到「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以及「艱苦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仁義禮智信皆源於「誠」之道德主體,「誠則明矣」,「誠」可生智慧,故曰「誠明」,人道之誠源自天道之誠,人要學天道之「至誠不息」,「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乃宇宙秩序,萬物化育之最大力量,亦「天人合一」之因。

陳:崇基的高班同學對我們特別照顧及提攜,有種精神一直流傳至今,深深刻於每位崇基人的腦海中,就是崇基人不做壞事,要幫助有需要的人,特別是在社會窮困艱苦的日子,造就了崇基人相親相愛、互相助人的心,與校訓「止於至善」十分吻合。

訪問原文:《中大校友》季刊第一百零一十七期.中大校友事務處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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